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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岁甬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在京辞世

发布日期:2022-06-24 02:14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2022年3月7日16时30分,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先生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,享年93岁。

  2018年,周先生九十华诞之际,本刊曾特邀先生作为封面人物并刊发梁茂春教授的专题文章。今天再次推送此文,让我们重温先生富于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,以表怀念。

  1928年12月17日,周广仁出生在德国历史名城汉诺威。祖籍浙江宁波的周广仁之所以会出生在远离祖国的德国,是因为当时她的父母亲都在德国留学。父亲周孝高(1900-1978)1925年从上海同济大学工程系毕业后,祖父要求他到汉诺威留学深造,专攻机械制造博士学位,并让儿媳妇随行陪读。

  周广仁的祖父名叫周宗良(1875-1957)是宁波著名的外商买办。他既有洋商的开阔视野,又有儒商的诚信忠厚,1925年就成为德商德孚洋行的“总代理”,财富也因此一步步积累起来。他的洋商“大班”格罗门正是来自汉诺威,二人在合作中成了彼此信任的挚友,这也促成了后来周孝高到汉诺威去留学。

  周孝高夫妇在德国生了两个女儿,这就是二姐和周广仁。由于家境殷实,一家人在德国过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,连生活方式和日常礼仪都仿照德国风格。周广仁出生以后,还起了一个德国孩子的名字叫“乌拉”。

  “广仁”这个名字是她祖父给她起的。“广仁”者,广施仁爱也,充满了中国儒家文化色彩,寄托了祖父深刻的理想。而后来周广仁的一生,确实是广种仁爱的一生。

  1933年,周孝高在德国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后,举家回到上海,在父亲开办的一家制造机器工厂任厂长。4岁的周广仁随家人住在法租界富门路(今安亭路)一幢三层洋楼里。1935年,6岁的周广仁和二姐一起进了上海一所标准的“德国学校”,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德国孩子,中国人极少。而从小就在德国生活的周广仁,在语言上和习惯上毫无隔阂,入学后成绩一直非常好。德国学校有非常正规的音乐课和体育课,活泼好动的周广仁不仅像男孩子一样喜欢爬树、溜旱冰等活动,音乐课上学唱的德国民歌和古典歌曲更是她的最爱,她甚至还开始编写一些德国风格的曲调。

  1938年,10岁的周广仁开始学习钢琴了,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。父亲原本是让她的大姐学琴,但她太喜欢钢琴了,于是坚决要求和大姐一起学。那黑白相间的键盘,就像一级级登上艺术殿堂的阶梯,令人流连忘返;那清丽浑厚的声音犹如内心的歌唱,拨动着心弦。

  就这样,父亲为她们租了钢琴,请了老师,后来又让她进了钢琴家丁善德创办的私立上海音乐馆,先后随钱琪和丁善德二位钢琴家学习。弹琴成了周广仁最快乐的事情,她的演奏进步飞速。1941年“音乐馆”正式改名为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,学生人数也增加了,还组建了一个三四十人的管弦乐队。1943年,为庆祝私立上海音专成立六周年举办的音乐会上,15岁的周广仁演奏了莫扎特的《A大调钢琴协奏曲》(K488),成为一时的佳话。这更加促进了周广仁学好钢琴的决心。

  周广仁的钢琴演奏技艺在飞速进步,但是父亲始终没有给她们买一架钢琴。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,她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钢琴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:1945年“二战”结束后,德国作为战败国,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都被限期遣返回国。在中国做生意的许多德国人都在尽快变卖家具,处理财产。祖父一位名叫希尔德布兰特(Hildebrandt)的德国朋友,匆匆变卖家当,准备回国之际,唯独对家中的钢琴难以割舍,于是就将好友周宗良请到家里来商量。周宗良当即就说:“我的小孙女喜爱钢琴,你就把钢琴放在她那里吧。”同为钢琴爱好者的希尔德布兰特夫人欣然允诺。周宗良马上就给孙女打了电话。

  周广仁老师告诉我说:“我马上骑车就去了。见了他们,希尔德布兰特夫人说:‘弹几首曲子我们听听。’那天我弹了巴赫的《意大利协奏曲》,又弹一首肖邦的《叙事曲》。这两首曲子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弹完了她说:‘你弹得那么好!我们要回国了,什么东西都可以扔掉,就是这台宝贝琴,我想留在可靠人的手里。’于是她就把钢琴送给了我。这帮了我大忙!从此我有了属于自己的钢琴。这是一台Blthner(布卢特纳)牌钢琴,是德国的大名牌。这台钢琴,对我,对中国钢琴,都有大的历史功绩。”

  周广仁和钢琴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。经过了六七年的刻苦学习和多次的演出经历,她更加无法与钢琴分开了。

  像周广仁这样生活在富庶家庭中的千金小姐,衣食无虞,还会有什么烦心事吗?有的,家里不允许她从事钢琴专业。她的父亲也喜爱音乐,听女儿弹琴是他的一大享受,但是他坚决不允许女儿以钢琴为职业。父亲明确告诉她:“在中国,专业搞音乐是没有饭吃的。你的外语这么有天赋,你应该好好学习外语,而将钢琴作为你的副修。如果你业余学习音乐,我就供给你全部学费。如果你要专业学习钢琴,我就不提供学费。”父亲的语言是深思熟虑和斩钉截铁的。

  平时温柔听话的周广仁,关键时刻却表现出倔强和执拗的一面。只有16岁的她坚决地和父亲说:“你不提供我学费,我就自己挣钱!” 此时抗战刚刚胜利,丁善德创办的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已经停办,周广仁正随上海著名的钢琴家、指挥家梅帕契(1878-1946)学琴,他的学费非常昂贵:每个学生每月要收20美元。

  一次采访时我问周老师:“20美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?”周老师回答说:“什么概念我不会算,反正是很贵的。当时,我要教20个学生才能赚到20美元。白天我就骑车到全市给学生上课,只有晚上才能练琴,练到很晚。我从1945年开始教学生,当时我16岁,直到1949年。上海想学钢琴的人很多,有小孩,也有大人,都是口口相传。‘这个人教钢琴认真负责’,互相推荐,就有人请我教。”

  梅帕契的教学特别注重基本技术的练习,讲究纯手指的运动能力。这一点成为周广仁终身的记忆。梅帕契教过的中国钢琴家有俞便民、董光光、杨嘉仁、吴乐懿、朱工一、巫漪丽、周广仁、傅聪等人。仅从这份名单来说,他对中国钢琴的贡献就非同小可。可惜他当时年事已高,周广仁只随他学了一年多,老先生就在上海病逝了。

  就这样,周广仁从16岁就开始当钢琴小老师了,教学态度一开始就严肃认真,对学生充满友爱之心。这种作风贯穿了她毕生的教学工作。她还有一种颇神奇的感染力:凡跟她学钢琴的孩子,也能够以弹钢琴为乐事。

  除了教学之外,周广仁还参加了广泛的演奏活动,如1947年,18岁的周广仁与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《d小调钢琴协奏曲》(K466),后来又与该乐队合作演奏了肖邦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。莫扎特天使般的音乐,肖邦充满诗情画意的旋律,都与周广仁的个性和内心密切在一起,从她手指下流出来的音乐,既有天真烂漫纯洁,也有优雅忧郁的深沉。

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,周广仁20岁,风华正茂,青春洋溢。她很快就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(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)的钢琴教师。六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,她依然面带惊讶:“上海解放后不多久,有人说,我可以到音乐学院去教书。我说,这哪可以啊?我自己连音乐学院都没有进过!但他们好像是和贺绿汀院长商量过的,真的请我去教了。我是当时钢琴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个。学校的地址在江湾,而我住的法租界在沪西,我要坐公交车到外滩,再坐另一路公交车直到郊区终点站,再坐二等车(即自行车)去学校。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在1949年就招生了,学校分配给我6名学生,其中就有倪洪进。除了教学,我还负责管理学校的演出活动。”自此,周广仁开始了在音乐学院任教师的漫长历史。

  1951年周广仁到了北京。她回忆道:“是文化部突然让我来北京的。我什么也没有带就来了。”原来,是让她作为“中国艺术家代表团”的成员,和小提琴家马思聪,歌唱家喻宜萱、郭兰英等人一起去访问捷克斯洛伐克。1951年3月,他们出席了“布拉格之春”音乐节。周广仁一方面要为喻宜萱、郭兰英等歌唱家弹伴奏,又作为钢琴家演出独奏。这次她演奏了贺绿汀的《牧童短笛》和马思聪的新作钢琴曲《鼓舞》,向国外传播了中国钢琴音乐的成果。

  从捷克回到北京,周广仁又马不停蹄地又参加了“中国青年文工团”。她说:“当时从全国抽调来了许多青年文艺精英,既有传统的京剧、杂技,也有新型的歌剧、舞蹈和管弦乐队,还有民族声乐和民族器乐。组织上让我们住在先农坛,集中排练、准备。当时是盛夏,北京热得要命。我们的节目最后是由周总理审查通过的。”周广仁好像生活在一个生气勃勃的艺术大家庭中,非常的开心和自如。她从小就是阳光型性格,喜欢充满欢笑的生活。

  “中国青年文工团”一行在团长周巍峙的带领下,先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参加了“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”。联欢节上还有钢琴比赛,周广仁演奏了巴赫、肖邦、拉赫马尼诺夫的钢琴曲,还弹奏了中国钢琴曲《牧童短笛》。结果,她荣获了三等奖。这是新中国青年钢琴家在国际钢琴比赛中第一次获奖,在中国钢琴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1951年的这次获奖就像打开了一个匣门,从此之后,就有一批更年轻的中国钢琴家,在各项国际钢琴大赛中摘金夺银了。

  1966年,刚刚步入中年的周广仁就遇到了人生最黑暗的年代。1968年4月12日,丈夫陈子信在“文革”中被,这给周广仁造成精神上极大的伤害和打击。

  直到1972年3月,“中央五七艺术学校”在北京成立,校址设在沙河朱辛庄。校内设有京剧、舞蹈、音乐、电影等专业。音乐专业招收了七十来个学生,最初全部都学钢琴。周广仁担任钢琴组组长,重又开始了钢琴教育的工作。学生是周广仁她们到郊区农村、公社一个一个招来的“根红苗正”的孩子,年龄最小的只有八九岁,连晚上洗澡都要老师帮助。周广仁就长住在朱辛庄,天天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,白天教课,晚上编教材,乐此不疲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全国面貌为之一新,周广仁也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。1979年她晋升为教授,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,兼任钢琴教研室主任。从那时起到今天,是周广仁最为忙碌辛苦的四十年,也是她艺术成果和历史贡献最为辉煌的四十年。这四十年刚好伴随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历程。

  周广仁首先举办了大量的钢琴独奏音乐会。1978年4月先是在北京,接着在天津、上海、福州、厦门等地,这是她登台演奏最为密集的时期。这时她50岁左右,已经有十余年没有开独奏会了。对她来说,这无疑是一次新的挑战。更可贵的是,她在独奏音乐会上,真诚、努力地推介中国钢琴作品。1978年9月,她在北京举办了“储望华钢琴作品音乐会”。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——中国作曲家首次举办个人的“钢琴作品音乐会”。周广仁热情支持钢琴系师生参与这一新生事物,自己也投身音乐会演奏。

  全力支持中国钢琴作品成了周广仁晚年最为热心的事业之一。1980年周广仁获得美国“爱德加斯诺基金会”的邀请,赴美国密苏里大学音乐学院交流讲学。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走出国门的音乐家之一,出国之前她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:练习了整台钢琴音乐会的曲目,带上了很多中国钢琴曲的乐谱、唱片和录音,甚至连《青年钢琴协奏曲》和钢琴协奏曲《红旗渠》的音响都带到美国去进行介绍。在美国半年的讲学期间,她先后在29所大学进行讲学交流,在32座城市举办独奏会,首次全面而广泛地向海外介绍了中国钢琴作品。作为“中国钢琴大使”,她的演奏和介绍给美国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匈牙利钢琴家丽丽克劳斯(Kraus)听了音乐会之后对周广仁说:“你这样认真地演奏中国钢琴作品,弹得那么好,那些中国作曲家一定非常高兴!他们该怎样感谢你啊!”可是周广仁从来没有考虑到需要有人感谢的问题。

  正当周广仁全心全意在投身钢琴演奏、交流和教学的时候,厄运又一次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。1982年5月的一天,晚上要举行钢琴演奏会,周广仁在帮助挪动一台大型三角琴时,琴腿突然脱落,沉重的钢琴瞬间倒塌下来,在琴旁的周广仁出于下意识地用手去保护钢琴,结果是她右手的三个手指被钢琴重重地砸在下面。

  事故犹如晴天霹雳。钢琴家视若生命的手指被砸坏了!当送到医院急救治疗时,确认她的中指、小指为粉碎性骨折,而无名指则从指甲根处被砸断。经过医生的悉心抢救,中指、小指得以保全,而无名指则短了一截。

  手指受严重砸伤之后,功能的恢复是一大难关,手指残端的机能训练必须尽早开始,还必须挺过钻心的疼痛。如果错过了最佳的锻炼时机,功能就难以恢复。在恢复期间,周广仁忍受了像电击般的痛苦,流着眼泪坚持弹琴,就像从头学琴一样,将麻木、笨拙的手指再恢复过来。“重登舞台”的强烈愿望激励着自己,一切从头再来,从抬指、触键的基本动作练起,找回手指和键盘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。受伤后整整一年,周广仁又顽强地登上音乐的舞台。从此她一直坚持登台演奏20年,直到75岁。

  第一,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发展来说,周广仁从1979年开始担任钢琴系副系主任,1986—1992年间任钢琴系主任。她承前启后,使学院钢琴教育发展顺利,成果丰硕。1991年周广仁主持召开了全国音乐院校钢琴主科教学研讨会,使改革开放以来钢琴教育的突出成就推广到全国。

  第二,周广仁极其关注业余钢琴教育,不仅是儿童钢琴教育,还有成年、老年人的钢琴教育。她主持了多次“星海杯”少年儿童钢琴比赛和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,还主持过多次全国钢琴师资培训班。这些工作都推动了全国“钢琴热”的健康、科学发展。

  第三,她积极推动中国钢琴作品走向世界,多次在国外举办中国钢琴作品独奏会。在国内举办的各种钢琴比赛中,周广仁坚持把钢琴曲创作比赛也纳入其中,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钢琴创作的繁荣。

  第四,周广仁热心于中外钢琴音乐的交流,在公平的交流中寻求中国钢琴和世界钢琴的并驾齐驱。从1981年担任美国第六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评委开始,她担任过欧洲、美洲、亚洲、大洋洲的许多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工作,交流了琴艺,结交了许多钢琴学者。

  而她下功夫最大的,最为劳累的事,是组织了担任了首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,这个比赛从1994年开始举办,至今已经是国际钢琴比赛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“文化品牌”。

  改革开放的40年,周广仁的艺术登上了人生的最高峰,她的钢琴艺术五彩斑澜,她的人格魅力光华万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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